1955年9月，在北京西郊的军官休养所，刚参加完授衔仪式的几位将军围着刘伯承闲聊。气氛本来轻松，聊到作战指挥时，刘帅忽然沉默，随后讲起八年前的羊山集，“那一仗，真窝火。”房间里立刻安静下来，年轻军官竖起耳朵，老兵的目光却有点闪躲，因为那几天的情景依旧刺眼。
时间拉回1947年7月12日夜，黄泛区空中闷雷滚滚，雨水拍在帐篷上噼啪作响。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正擦枪上刺刀，计划次日一早对羊山集动手。地图上看，这个镇子不大，背后是一条低矮却绵长的岗岭，正因如此，日军当年才把它打造成据点；国民党整编六十六师接手后，又用水网和铁丝网织了一层壳。刘伯承、邓小平在指挥所里反复琢磨，决定由陈再道、陈锡联两纵主攻，六纵十六旅为预备。方案很朴素：先切断增援，再外线合围，最后猛扑镇心。
雨没停，倒成了天然烟幕。13日凌晨，二纵、三纵悄悄摸到外壕边，一声口哨，轻机枪喷火，破坏队跳进壕沟炸铁丝。意外出现了：壕沟里积水及腰，炸药包一下就被淹，爆破点迟迟打不开，进攻队列被卡住。镇上碉堡内的马克沁机枪当即扫射，十几名突击手倒在水里。纵队参谋处刚收到情况还没来得及汇总，外围就又传来坏消息——敌六十六师的重迫击炮把三纵一个营压在稻田里，抬头即中弹。短短两小时，攻势被迫中断。
同一时间，一纵在六营集完成迂回，将整编三十二师截成数段，战果喜人；但羊山集打不开缺口，一纵的胜利反而像火烛风前，万一六十六师跑掉与三十二师会合，局面可能翻盘。邓小平当晚拍电报给陈再道：“敌人精干，速定办法。”文字不重，却让指挥部空气凝固。陈再道心想，山地碉堡加水网，硬啃不现实，得先摸透工事分布。可他还没来得及调整部署，14日拂晓又被催着发起第二波冲锋。结果依旧：外壕踏进去了，内壕进不去，部队伤亡数字直线上跳。
战场的尴尬透过电话线传到刘伯承那里。15日清晨，他索性骑马冒雨赶到前沿观察点。泥泞的田埂上，副官撑伞跟在后头，雨水顺着草帽檐往下滴。远处炮声跌宕起伏，偶有枪弹飞来，打在湿土上“扑哧”冒烟。刘伯承扒着望远镜看了十多分钟，回身就问二纵参谋：“侦察兵画的暗堡位置可信不？”对方支支吾吾。刘伯承皱紧眉，一把摘下军帽，摔在案板似的木箱上，“仗打得太蠢了！”他指着阵地方向，声音压得低却铿锵，“不清地形，不探火力点，盲目冲锋，歼敌三千自损八百，这账怎么算？”
气氛骤冷，陈再道、陈锡联站在一旁无言。刘伯承转身对通信员说：“通知六纵十六旅立即北移，做好接替准备。”一句话，等于把总指挥权从陈再道手里挪到陈锡联手里。周围人面面相觑，陈再道抬手敬礼，“责任在我，服从命令。”语气里没有半点抱怨，这一点后来连刘帅都佩服。
接下来的调整极为细致。侦察排连夜摸进镇北的羊山主峰，发现碉堡正面坚固，西北角却有一条废弃防炮沟，可供一个加强营悄然接近。陈锡联抓住这个细节，决定弃正面，打侧翼，炸碉堡后从山脊滚火焰喷射器下去，直接切断守军指挥部与前沿交通壕。为了减轻正面压力，他又让二纵派迫击炮群集中火力，连续三小时点射碉堡射孔，压制对方机枪。
16日夜，雨势稍小，天空满是低云，连月光都被遮得严严实实。23点整，山脊上突然亮起信号弹，随后一阵刺耳的哨音划破夜空。六纵十六旅抢占西北制高点，火焰喷射对准最大那座暗堡喷出数尺火舌，石墙瞬间被烧得爆裂，守军尖叫声混着爆炸，回荡在谷地。与此同时，三纵两个团循防炮沟潜入镇内，手榴弹成串飞进民宅式掩体，口号声此起彼伏。凌晨两点，宋瑞珂的指挥部被冲破，他本人来不及穿军大衣，就被二纵战士按倒在泥水里。镇内枪声逐渐稀疏，到四点天色发白，战斗基本结束。
俘虏列队下山时，陈再道、陈锡联都站在路边。宋瑞珂脸色铁青，突然冒一句：“算你们狠。”押解兵没理他，队伍继续往南走。道路两旁的玉米叶子上挂满血迹和雨珠，风一吹，滴落在脚背上冰凉刺骨。
羊山集拿下，鲁西南战局瞬间豁亮。此役歼敌一万余人，我军也付出近三千伤亡。血性换主动，刘伯承却格外清醒，他在总结会上强调，“敢打更要会打，轻敌侦察不足，胜算也会被消耗殆尽。”这番话后来多次被军校教材引用。
有意思的是，1955年那天座谈会结束前，一个少校鼓起勇气问：“刘帅，当时如果羊山集再晚一天解决，后果会怎样？”刘伯承想了想，说了三个字：“难以想。”说罢起身离开，只留下众人对着茶杯出神。战场瞬息，千钧凭念头一转；成败背后，是一条条鲜活生命。从羊山集的雨夜到授衔礼堂，不过八年，可对经历过的人而言，像隔了半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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