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品 | 虎嗅青年文化组炒股开户公司
作者 | 黄瓜汽水
编辑、题图 | 渣渣郡
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“那個NG”（ID：huxiu4youth）。在这里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、故事和态度。
每一年都是最没有年味的新年。回望今年的春节，这种情绪到达了顶峰。
以前的年轻人，还能硬着头皮陪着一家人玩角色扮演游戏。现在的他们演都不演了，正月初一就买票，几个小时之后就躺在一线城市的出租屋里了。
毕竟比起某些人家里的眼泪拌饭，大城市出租屋里的外卖还能吃得更轻松些。
一个注定原子化的未来，是社会转型期无法逆转的趋势。
今年可能是最让人们感到疲惫的新年。
与此同时，这也是年轻人跑路最快的一次新年。
2026年的春节热点不是寡淡的春晚春节档，而是“第一批不孝女”堂堂来袭。
所谓的“不孝女”，其实就是那些在除夕夜或者春节期间选择离开老家的年轻女性。
在万家灯火的团圆时刻，她们转身离开，买一张返回大城市出租屋的高铁票。
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
催相亲的、催结婚的、催复婚的、催生娃的、催生二胎的、向孩子伸手要钱的、向女儿施压扶弟弟的、在饭桌上一言不合就劈头盖脸砸东西的......
本来做好心理准备，以为催婚是最大雷点，实际上任何小事都可能成为雷点。
有人是36岁的成年人，还要被父母唠叨“晚上没有按门禁时间回家”；有人独自在外打拼多年，一回到家里还是要被批评“走路要挺胸收腹”；有人刚下地铁站，就被要求给父母60万首付，都多余出高铁站，不如直接原地买张票掉头就走。
许多年轻人选择把经直接撕了，既然难念就别念了。
既然被说是白眼狼，那不如直接组团重返狼群。
至于一个人到底算第几批不孝女，主要看你走得有多早。
第一批不孝女压根没回家，要么天南海北旅游，要么干脆留在出租屋自己过年。第二批不孝女是除夕夜里走的，第三批第四批是初一初二走的。
至于拖到初六初七走，那不是出走，那是要返城打工了。
近乡情更怯，这下变成真的怯了。
回想过年那几天，社交平台上的热闹充满了诡异的气氛，铺天盖地都是哪怕买硬座站票也要连夜跑路的年轻人。
一张高铁票，从初七改签到初四，从初四改签到初二，中间反复纠结的过程，就是许多年轻人在老家过年的真实心路历程。
架是早上吵的，人是下午三点走的，这就是中国人一脉相承的智慧——惹不起还躲不起吗。能及时消失，避免更大程度的热战，未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孝顺。
年前满怀期待地离开出租屋，结果没过几天便劫后余生般地回到出租屋。长大之后才发现，自己在哪，哪里其实就是家。
“第一批不孝女连夜跑路”只是表层现象，“逃离”才是这代人真正的集体无意识。
抖音上有一个27岁的女孩，发布了一条自己在过年期间离开老家的视频。
哪怕母亲恶语相向，她还是好声好气地和父母告别“我走了啊，不在家惹你生气了”。
哪怕走到门口，她还是停顿了一秒钟，但也没换来父母的挽留。
直到走进出租屋之后，她才彻底放松下来，嚎啕痛哭，哭自己或许再也没有家了。
她的文案很短，几个字就写清楚了过年跑路的原因：“因为一个陌生相亲男，疯狂贬低自己的女儿，他们的婚姻明明过得不幸福，为什么还要逼我。”
和许多“不孝女连夜跑路”的视频一样，这里的弹幕上是整整齐齐的“一路顺风”和“祝你自由”。
其实“不孝女”连夜跑路，多是因为长久以来的“寄人篱下”。
很多人都表示，这辈子听过最恶毒的话，都是父母对自己说的。直到许多年轻人自己养了宠物之后才明白，哪怕对着一只听不懂人话的猫狗，他们也很难说出那句：
“你吃我的穿我的住我的，有本事就从我家滚出去。”
而这是许多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最耳熟的一句话。对待动物尚且如此，人又怎么忍心如此对待自己的孩子。
这句话说得多了，孩子一旦经济独立，就不会再轻易回家了。
连夜跑路的背后，是一种弥散的结构性无力。
无论你生活在哪个城市，属于哪个阶级群体，在社会层面达成了什么样的成就，当一个现代社会孕育的年轻人无法满足家庭前现代的期望时，就会陷入一个代际僵局。
阿甘的小红书帖子《第二批不孝女也跑路了》发布之后，瞬间就收获了5万多的点赞，涌入了1.5万条留言。
同样困境的年轻女性在她的评论区里互相取暖。她们几乎都没有度过一个平稳的新年，家庭矛盾大多是一致的：催婚，催生，催上岸，哭穷，阴阳怪气，指责埋怨。
在一个没有话语权的地方，连呼吸都是错的。
阿甘和父母的争执根源是生育。
95后阿甘已经在北京生活了8年，她的老家在两广地区，她戏称那里称得上是“小潮汕”，父母对生育这件事有着信仰般的执着。偏偏她和丈夫是坚定的丁克，就像触发了某种游戏机制一样，父母每次过年一见到她就要催生。
阿甘的父母离异后各自组建了家庭，但却对催生这件事无比团结一致。在过年回家之前，阿甘就料到自己在老家待不住。
大年初一，阿甘就坐上了回京的地铁。她对除夕的回忆，只是与父母弟弟吃了一顿沉默的饭，“哪怕假期有十几天，我也只愿意在家里最多待五天”。
母亲经常从“稳固婚姻生活”的角度劝她生孩子，但阿甘只觉得这是个伪命题。毕竟母亲自己的婚姻也没有因为生育变得顺利幸福，现在却反过来劝她生孩子。
阿甘愈发觉得不可理喻：“如果一个孩子不是因为父母的爱来到这个世界，ta是一个不被期待的生命，那我觉得ta长大之后一定会非常痛恨这个世界。”
虽然阿甘自己并没太多感受，但丈夫却觉察到了她家里隐秘的重男轻女氛围。母亲曾经说过，未来弟弟结婚，阿甘作为姐姐“多少要出一些彩礼钱”。
阿甘回忆起结婚后在北京买房，父母拿钱并不是很痛快，甚至建议他们婚后住进丈夫家半地下室的老破小。阿甘和丈夫都有些难以置信：“连他父母都不舍得让我们去住半地下室，毕竟湿气重，对身体不好。”
有时候母亲的封建思想，也让阿甘感到力竭。
阿甘闺蜜最近生了孩子，母亲又有了趁手的武器。阿甘不解，明明闺蜜的丈夫嫖娼又家暴，但在阿甘母亲的眼里，男人婚后嫖娼，是因为女人婚前谈过男朋友。对于这样的清朝发言，阿甘现在甚至已经懒得去纠正了。
这个春节，阿甘为母亲买了一部新手机，算是红包也算是封口费。但母亲却还是没放弃，问她考不考虑代孕一个。
另一位“不孝女”小江，考上清华的研究生之后，以为自己终于能当一次别人家的孩子了。
她落荒而逃的原因，是无法继续承受来自母亲的苛责。
过年回家，母亲对她说了这样一句话——你除了清华文凭还有什么本事？
小江成长在典型的“教师家庭”里，母亲一直很强势，非常吝啬对她的夸奖。
有意思的是，小江考研并没有告诉母亲自己的目标院校，被清华录取后，母亲仍然不愿意相信她真的考上了清华，一直问她是不是被什么野鸡大学骗了。
直到母亲看到学硕一年8000块钱的学费后，才终于相信她眼前的这个普通孩子考上了清华。
优秀换不来母亲的认可。
母亲告诉小江，自己单位里也有清北毕业生，还不是拿着几千块的工资，做人不要眼高于顶，踏踏实实找个稳定的工作就行了。
“她看不到我身上的一切优点，忽略我对人生的一切期待。她有一套自己的路径依赖，只希望我能踏踏实实找一个单位，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老实过日子就行了。”
母亲甚至会给小江的男朋友偷偷发微信，催着两个年轻人尽快结婚，安定下来。
小江也明白，自己和母亲的代际矛盾，其实是“觉醒的小镇做题家”与“停留在旧版本的父母”之间的认知差异。上一代人在安稳的旧系统里吃到了红利，刻舟求剑地推着这一代人也钻进去。
但在小江看来，年轻人唯一的时代红利，是互联网抹平了信息差，让他们看到了人生有各种路径。你只是选了另一条路，并不代表一切都完蛋了。
“我们从小就在攀登山峰的过程中，人生的课题就像不同的山峰，这座山可能是读书考研，可能是晋升加薪。到后来我们意识到，有的山它就在那里，但我不一定要去爬，这座山可能并不是我的人生课题。”
但转过头来，小江又能理解母亲的苦心。毕竟在当下的经济环境，稳定大于一切，年轻人即便有一份清北文凭，也可能被一个随机的大浪拍得稀碎。
问题在于，年轻人仍然没放弃沟通的幻想，所谓的中式母女的恨海情天，就是对着最爱的亲人说出最锋利的话。
“其实我从小到大，几乎每一次试图跟她沟通，最后得到的结果都是两败俱伤。她坐在外面抹眼泪，我在房间里抹眼泪。因为彼此都是对方人生里最重要的那个人，没有办法不被对方情绪影响。”
普通家庭在大多数时候根本谈不上助力，不给孩子添乱就算最大的美德。
作为女儿，小江祈求的不过是父母最基础的关心与爱，希望父母能真正给予人生方向的帮助。可惜，父母总是抓着细枝末节不放，到了人生大事的时候，只会说“你自己看着办”。
“该管的地方她不管，对于学习和发展，让我自己看着办。但在生活的鸡毛蒜皮上，她却对我有细致强迫的要求。我的一举一动，她都要点评一下，反而是人生方向的把控上，她又随意起来。所以后来很多大事，都是我自己做决定。”
小江回忆起来，母亲严厉的沟通方式，让她从小就形成了讨好型人格，以至于在人际交往中自卑缺爱，小心翼翼，一切源头可能都来自于“我没有给母亲长脸，我没有达到母亲的期望，我做得还不够好”。
直到离开母亲，来到大城市，看了更广阔的世界，有了健康的亲密关系之后，小江终于实现了自我疗愈。由此一来，回老家变成了“一个健全人被迫反复揭开创口”的过程。
大多数中国孩子的本性都是善良的。
哪怕多次陷入抑郁情绪的小江，仍然忍不住换位思考：如果开诚布公地展示母亲对自己的伤害，是否对母亲来说也是另一种伤害？
老登们大多会说这样的话：现在的年轻人生活西化、不重视传统家庭、不懂得感恩、等你当父母就明白了。
但根据我的观察，年轻人不是不懂感恩，而是人格过分单纯善良，甚至在隐形虐待下产生了亲子忠诚。
他们从一个极端有毒的环境中幸存，跌跌撞撞长大成人，在精神状态岌岌可危的情况下，仍然停不下来为“父母不爱自己”这件事找借口：父母也有他们的时代创伤，父母只是不善表达，父母也是第一次做父母。
有爱的家庭养出恋家的鸟，没爱的家庭养出自由的鸟，时好时坏的家庭，养出了又想回家又想离家的拧巴鸟。
在许多不孝女的帖子下面，路过的网友都会说这样一句话——
“你不是不孝女，你是这个家里最正常的人。”
无论是年味变淡，还是传统家庭结构逐渐松散，都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。
年轻人过年跑路，或者选择压根不回家，是因为他们真的演不下去了。
那个NG一个月前发布了文章《中式家庭规则怪谈治好了多少人的思乡之情》，我们当时就预判了过年期间，中式家庭题材短视频将在春节期间迎来井喷式创作阶段。
一个博主回一趟老家，最少能转化30期吐槽视频的素材。
家里一张窄窄的饭桌，竟然云集了国际军事分析家、动辄走几十里山路上学的忆苦思苦家、扒拉饭菜埋汰人的饭菜摧毁家、抑郁症就是挨打挨少了的心理疾病专家、否认人类任何过敏症状的医学顶级专家。
年轻人曾经只能在饭桌上默默接受炮火攻击，现在他们终于恍然大悟，传统节日的聚会仪式不过是陪着老一辈人演戏的服从性测试。
越没人反抗，老登们越要霸占饭桌。
经历现代文明洗礼的年轻人，与困在前现代语境的上一代人，被迫坐在了同一张桌子上，总有人会先离席而去。
说到底，这是现代性与前现代性不可调和的龃龉。
韩国学者张庆燮提出了“压缩现代性”的概念，指的是后发社会在极短时间内叠加式地经历现代化、城市化、全球化等多重转型，导致前现代、现代乃至后现代的价值观、制度和生活方式，被挤压在同一个时空中共存与碰撞的现象。
这大多能解释许多家庭饭桌上的尴尬。
上一代人之所以催婚催育，是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时代，未曾出现过系统之外的可能，以至于他们想象不出偏离传统模式的活法。
婚姻是社会为孩子们确定父母的手段，而不是两性之间的浪漫爱好。
费孝通在《生育制度》中指出，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建立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。夫妇不只是男女间的两性关系，而且还是共同向儿女负责的合作关系。在一份婚姻契约中，同时缔结了两种相联的社会关系——夫妻和亲子。这是三角形的三边，缺一不可。
就算抛开书袋，许多年轻人自己也逐渐悟道了。
结婚生育，是孩子向父母递出的投名状。
所谓的“养儿方知父母恩”，其实是指一个人生育之后，才算正式加入了父母的阵营，你用实际行动认可了这套系统的合理性，这就是最好的忠诚证明。父母的角色也成功的从“抚养模式”转换为“被赡养模式”，他们口中的“任务”才算完成。
简而言之，一个没有子女的人，就无法和父母达成完全信任的默契。
这也是大部分父母催婚催生的焦虑根源，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没想清楚过原因。
年轻人也逐渐对年味这件事本身祛魅。
一位年轻女性用短视频记录了某地农村的过年日常。她指着厨房里的女人们说，这些人是做饭洗碗的；转身指着在院子晒太阳聊天的男人们说，这些人是什么都不用做的。
大部分情况下，所谓的团圆和年味，建立在整个家族的女性劳动上。
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说，乡愁是男人的奥德赛，逃离是刻进女性身体的史诗。连夜跑路的年轻人当中，不孝女总是占了多数。利益的天平从未倒向她们，所以她们选择第一个离席。
在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中，女性角色的转变最明显。她们总是背负着更多的“传统期待”，这份期待里面包含了生育压力与性别标签。
支撑传统文化氛围的系统动摇了，《乡土中国》中描述的“差序格局”也有了新的注解。
所谓差序格局，指的是中国人以自己为圆心向外拓展，离圆心越近，关系越近，就像水的涟漪一样，越外圈的波纹关系越淡。
从前，人情的涟漪靠血缘宗法维系，家族宗庙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。而现在的人情关系，变成了主动选择的、价值观相投的朋友圈子。旧的乡土秩序退场，新的价值格局形成。
小农经济的时令习俗失效之后，面临的就是传统家庭结构的松动。
春节年夜饭等一系列家族的聚会，是中国人仪式感的高度浓缩，是人们劳作了一整年的喘息和庆祝，是家族凝聚同仇敌忾的仪式，加强一个家族团体对外的抵抗，满足的需求是群体的精神安全感。
而现在，人的需求转变了，旧的习俗却停留在原地。
年轻人背着虚拟工位，疲惫地抢票回老家。坐在一张与自己无关的饭桌上，脑子里想的是返工后Q1季度的指标。明明自己的工资还没有长辈的退休金高，仍然要拿出一大笔钱给红包买礼物。
从大家族到小家庭，从小家庭再到注定原子化的未来，这不是乡土中国的终结，而是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的开始。
费孝通在《生育制度》的最后写道——
“若是社会上只有一个标准，每个人所具的理想，都是一模一样，世代之间的隔膜就不过是理想和现实的差别。可是社会标准不常是一成不变的，社会上并没有绝对的价值，人们还是得依它对于生活上的贡献而加以取舍。生活环境发生变动，社会标准也得有一番调整。所谓社会变迁，从这方面看去，实在是社会标准的竞争和兴替。社会上不断发生新的理想和新的行为方式，不论是出自个人的发明或是由别地的输入，若是这些新的比原有的更能适合于当时的需要，它们就被人接受，代替原有的成为社会上新的标准形式。”
所谓的不孝女，只不过是一条条用力向外游的小鱼。
本文来自虎嗅，原文链接：https://www.huxiu.com/article/4839356.html?f=wyxwap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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